作为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科的医生，自然免不了经常和感染者打交道。就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，我正好接受一个年轻感染者咨询。他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，叫小宇，长得十分帅气，戴着个墨框眼镜，性情很是开朗。这一次，他来找我主要是讨论戒毒和就业的事情，听上去这好像不是我的分内工作，但在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很乐意提供必要的帮助。小宇感染已经有3年了，从我接触他开始，除了必要的健康监测，我们就很少谈及艾滋病的医学知识了，我一直把提高社会适应力作为一个重点跟他去交谈。小宇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甚至有点自恋的小伙子，他会跟我谈到怎样才有女人缘，也会讲述他以前是一个如何优秀的销售员。家庭对他的支持实在很大，他父母亲我都见过，父亲一直在操心着他的情绪和想法，而母亲则在生活起居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。或许因为艾滋病，对于这个显然有些“不肖”的孩子，他们少了很多呵斥和打骂。我想这也是小宇目前很自觉地进行戒毒和寻找工作的原因。他感受到尊重，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能力的;他领会到责任，觉得自己应该去承担一些事情。

　　我和感染者聊天像和健康人或是朋友聊天一样随意，一些同事为此感到奇怪。我总是告诉他们，一个人能感到自在是因为受到了平常化的对待，过于热情和谨慎本身就是一种另眼相看，甚至是歧视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个看守所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几个携带病毒的嫌疑人和警员发生冲突，情况很不好，希望能去做一个咨询。当时那些警察告诉我，做一个类似于安抚的咨询，告诉感染的嫌疑人有关治疗关怀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了。可是，后来警员们发觉我讲的跟他们原来想的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在跟这些感染者讲完疾病的有关知识之后，就开始跟他们去探讨平等的问题了。一般地，像这样的晤谈感染者是不会有凳子可以坐的，在征得警员同意之后，我告诉他们可以找自己最为舒服的姿势，蹲着、坐着、耷拉着都没问题，也可以随时发表意见。我想，当时在场的警员肯定很困惑：我到底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?“感染者会仗着艾滋病不服管”， “威胁他人安全以得到特殊待遇”等等。聊天的内容很零散，比如，我跟一个小伙子聊到他读书时考试作弊被取消资格，跟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聊到了因为对妻子不忠而结束婚姻……其实我们在探讨的平等就是不仅享受了权利，还要承担起责任和履行义务。可是，很多情况下，我们并没有去跟感染者谈论权利和责任，而是一开始就去猜测甚至传达他们可能的过错和危害。走的时候，感染者和警员一起送我，双方看起来也融洽了很多。

　　写到这里，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很多与感染者交往的片断，那些熟悉的面容一个个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想起了初涉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候，在一个定性研究中认识的老黄，目前他的儿子已经技校毕业并且工作了。我随手翻阅起当年的访谈记录，摘录这样的一段无法判断其社会身份的内容：

　　刚刚坐下，他就主动说：“我想还是那件事(即为了申请低收入救济而离婚)使欧美风我儿子变成这个样子。最近他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，成绩也不如以前。”(12月17目我预约他的那天，在电话中他也说了这样的事情，看来，这真的是他目前最牵挂的事情。)

　　“儿子现在根本不跟我们讲话，但他是高兴还是郁闷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比方说，最近有一个晚上，他回来晚了，他妈妈就说了他一阵，他没有反应。但是，接下来的晚上就更晚回来了。我想可能……”(停顿，我接话： “是不是逆反心理?”然后他同意了这种说法。)

　　“你觉得儿子的这种状态主要是因为什么呢?”

　　“就是那件事。” (看来上述的事情的确已经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。)

　　“描述一下这件事以前你们的父子关系好吗?”

　　“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还会经常和我下棋。”

　　“那件事中主要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他?”

　　“家庭需要经济救济，这使得他丧失了自尊。”

　　“这是目前你最牵挂的事情吗?”

　　“是的。现在我每次回家都是为了看看儿子的情况。”

　　“我在电话里跟你前妻聊过，她应该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” “其实你们要不是因为要办那件事，应该不会离婚吧?”

　　“我们离婚不完全因为那件事。” (表情略带复杂，自然的衔接) “离婚时我们就有协议，在儿子长大前不能向他透露这件事。” (总是很自然地又讲到了孩子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他用了一个词“协议”。后来的询问申还是没有发现他与前妻之间跟感染有关的矛盾。)

　　这样，我们又通过他儿子再谈歧视的问题。

　　“你觉得孩子是因为申请低收入救济而对你们封闭自己的?” “是的?” (他显得很是肯定。)

　　“难道他对你吸毒没有什么看法吗?”

　　“有的，但是……我们还会经常下棋。”

　　“有没有想过孩子已经知道了你这个病?” (思索了一下) “也有可能知道，现在的孩子，又可以上网，知道的东西也多，知道也不奇怪。” (但是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他认为孩子不知道，希望孩子不知道。)

　　“不过，我想儿子很难变好了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?”

　　“因为他现在很不受管，连话都不跟我们两个人说，这次成绩也差了。” (显得担心，沮丧。) 谈话有时就像写学术论文一样，都会有一个关键词，这里老黄的关键词就是儿子，不管是下棋的欢乐，还是成绩的烦恼。老黄十分珍惜作为父亲的角色，也很想去履行一个父亲的义务。老黄的个案对我的启发很大，感染虽然是个残酷打击，但是帮助感染者去认识自身的角色，意识到肩负的责任，他们就会在悲痛的情绪中变得坚强起来。

　　同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感染者的故事写下来，一定会受到人们的热捧。我倒是觉得，除了药物治疗和预防感染之外，感染者的生活和健康人实在没有太大的不同，一样的生活需要，一样的情感表达，一样的未来渴望。当然我也深知，感染者在社会上因为艾滋病而遭受各种各样的压力。在这里，我不想去谈论种种非传染的途径以消除对感染者的恐惧，也不想去倡导不评判态度以减少对于感染者的歧视。我只是想说，当你平和地去面对人和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一切都很平和，自然而然就会换位共情，去体验他人的生东方银座活和难处，然后给予回应。或许，并非每一个回应都是有力的，但起码包含了关爱和宽容。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像对待普通人一样，和感染者共同琢磨今天的打扮，分享这个月的工作成绩，甚至于讨论夜生活的去处。这也许就是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口号“live andlet live”的真实含义吧。

(责任编辑：许学钦)